这个假期，博物馆治好了你的精神内耗吗？

到一座城市旅游，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已成为新潮流。十一假期，博物馆类景区热度不减，多地博物馆发布约满公告。

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博物馆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更重要的是，博物馆应该去向何方？

我们凑近玻璃柜，将目光聚焦在眼前这件不大的物品上。它来自从前，或许万年前，或许千年前，或许距现在更近，但此刻，它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这一瞬，它唯一的用途是被观看、被凝视，它似乎“死”了、停滞了、从原生环境连根拔起，但我们的思绪却从未局限在它本身，我们立刻会超越它，想象是怎样一个人创造了这件东西，怎样一个人曾经使用过它，怎样一个古朴的时代浓缩于它。

专属的射灯赋予了它圣洁的光晕，玻璃柜或隔离带拉开了不容亵渎的距离，我们弯腰的姿态，仿佛面对着一件神龛里的圣物顶礼膜拜。半天过去了，我们留下了一些照片、几句感叹和更多的困惑。

博物馆，在不同人眼里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学者去寻找研究材料，学生去吸收万千知识，文物、历史和艺术爱好者循着特定的展览和展品而来，更大多数的公众，则将博物馆当作一个景点。今天诞生的大量新媒体博主，又为博物馆赋予了打卡、引流的新用途，他们在城里每一个新展开幕的第一时间抢鲜体验，炮制攻略，获得点击。博物馆是收藏知识的殿堂和展示文化的客厅，也是教育的工具、城市形象的标识。

从庙堂到民间，从严肃的学界到速食的社交网络，博物馆让人在这里各取所需。你很难找到别的场所，能够承担如此众多面向、如此千差万别的功能。

博物馆是从何时起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在中国，2008年国有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是一个关键节点，从此，博物馆破除门槛，成为类似公园的公共场所。而近年来博物馆积极转变形象，文博领域在全社会中热度陡然攀升，则是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壮丽的建筑、精巧的文物、萌出圈的文创……博物馆到底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博物馆？

博物馆能治愈精神内耗吗

在城市里，博物馆是一处相当特别的空间。博物馆的环境便令人晕眩。今天的博物馆，争相成为城市里数一数二的地标建筑，充满设计感、想象力、本土性，并且必须雄伟、壮观，最好坐落在高台之上。

以至于博物馆已成全球建筑师一展拳脚的绝佳项目，大城市里的新建博物馆项目都采用超大尺度，不约而同地融合古典与现代设计，具备名留建筑史的极佳条件。

走进内部，博物馆内部巨大的挑高结构，展厅里通过灯光营造的深邃而层次分明的氛围，无不在营造一种神秘、庄重的神庙感。

“地面打蜡的幽静之地，一种神殿与休息室的氛围，一种公墓与学校的味道……我被美的东西奇怪地包围起来，左顾右盼，那些杰作令我目不暇接，”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如此形容，“我就像是一醉汉走在展柜间。”

在这样的环境中，当我们面对博物馆的藏品，尤其是那些曾被古人把玩的物品，我们会生出什么样的独特感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曾如此表述我们面对文物的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历史感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来自那片观念的土壤，都来自那个时代。虽然我们甚至不知道文化基因或者心灵架构中间还有哪一部分来自这些文物的留存，但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我们在精神和观念意义上和它们有关系，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关系——这是最妙的一种感受状态，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

他说，这也是很多人喜欢逛博物馆的原因——与喜欢科幻的逻辑一样，博物馆是朝向历史的想象，科幻是朝向未来的想象。

博物馆安静而丰满。一场展览就足以呈现一个丰富的世界，通过新奇的物的排列组合，再现一场事件、一个时代或一种文明。一间运营良好的博物馆，会准备好让人目不暇接的展品，指引人们前往一个个陌生的世界。对于很多人来说，展品所带来的想象之旅，作用不仅是丰富知识，更在于投放注意力。

置身博物馆，便可以将自己暂时交付出去。这种效果与游乐园、电影院或商场异曲同工，但也有所不同。

厦门大学教授张曦有20年的博物馆参观史，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本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他说，在博物馆里，人们可以获得一种眼光，一种超越当下、超越渺小自我、与伟大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眼光。

“你所活过的每一个当下，都是历史的继承，也是未来的预备，你所经历的每一种心境，在历史中都有无数人和你一样经历过。这种体会，能把你从很多直接而当下的刺激中解脱出来，熨平你内心的冲突。”他说，“没有博物馆，一定没有美好生活。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要在短暂的一生中活出个什么样子来。”

人类总是需要故事。而博物馆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与我们有某种关联的故事，是人类自己的故事，并且往往以巨大的时间尺度，映衬我们的渺小和此生的短暂，从而提供暂时的休憩。

“博物馆的功能本就包含教育和休憩，是可以充电的地方。如果在职场上感到困惑或者焦虑，到博物馆中寻找知识和智慧，其实是件挺好的事。博物馆就应该和公园一样，放松一下，喘口气，不也挺好？”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说。

但实际上，一旦认真起来，博物馆也会加剧一种知识匮乏的焦虑。

进入博物馆之前，我们就已经预设这里充满陌生的东西，东西背后是无数陌生的知识。博物馆是令人生畏的课堂，只有我们懂的越多，我们看到的才越多，收获才越多。毕竟，相比于旅游景点，博物馆更是一个教育机构，运营者也是按照教育机构的方式去运营的。

在博物馆诞生之初，首先便是面向社会精英——艺术家、学者、艺术爱好者……

1827年，黑格尔描述了参观卢浮宫博物馆的感受：一条笔直的画廊，天顶是拱形，两边都挂着画——一个几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要走25分钟。他发出一声感叹：如果我们不是对每一幅画所属的国家、时代、流派和大师等有所了解，那么，大多数美术馆就会让人觉得混乱而无意义，理不出头绪。

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观众没有文化。在黑格尔之后的100多年，随着博物馆行业的不断发展、博物馆学科的逐渐深化，人们对博物馆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博物馆始终只是简单地摆一摆文物和艺术品，那这种焦虑永远无法祛除，你没在这个展览里感到匮乏，也会在那个展览中感到无知。博物馆本身应该从展示走向阐释，通过一些具有创意和思辨的方式展现这些物质，从而向观众讲一个故事，激发一种感受。

所以，后来人们认为，观众产生知识焦虑，博物馆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们不必有太多心理负担。

理想博物馆

虽然博物馆以物质的收藏为基础，但时至今日，物质已不是衡量一个博物馆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阐释，是讲故事和讲道理。观众在与文物短暂的对视中，能否获得共鸣与启发，这依赖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感受能力，也依赖于博物馆本身的策展和策划能力。

藏品如何陈列，如何阐述，与什么摆在一起，如何延展它的内涵和外延，体现出一个博物馆的能力和努力。仅仅是“亮宝”式的展陈，早已过时。

如果没有良好的策划思路，没有对藏品进行具有知识性、启发性的整理呈现，即便珍宝如山，也难逃郑振铎对博物馆界提出的犀利批评：古董铺子、杂货摊子。想象古董铺子与博物馆的区别：古董铺子只强调单个古董，突出经济价值，而博物馆总是通过一系列藏品的组合和对照，讲述物质背后更宽广的精神世界。

“物质的绝对和客观地位遭到挑战，表达和阐释取而代之成为博物馆的核心。”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说。

这是20世纪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带来的转折，博物馆的核心从此发生了变化。转折的背景是当时西方国家博物馆遭遇的观众低潮，迫使博物馆界思考自身的定位。

1971年，艺术史学家邓肯·卡梅隆提出了经典的命题：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从博物馆诞生之日起，本质上就是神庙属性。博物馆起源于古希腊献给“艺术女神”缪斯的神庙，如今英文的museum源自古希腊的musée（今天法文的博物馆也是这个词），意味着缪斯女神的圣坛。这种神庙代代相传，始终与缪斯和艺术有关。

现代博物馆承续了神庙的底色，世界上第一家现代公众博物馆是英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1759年面向公众开放。英国国家博物馆源自自然历史学家、收藏家汉斯·斯隆的藏品。当时的博物馆，也是一种神庙，起初主要面向贵族和艺术阶层开放，每天只发十张票。

18世纪末诞生的卢浮宫博物馆，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建立在被推翻的君主的王宫建筑里，将法国王室收藏的大量艺术品收归国有公开展示。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半个世纪，是博物馆的黄金时代，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相继建立，随资本主义扩张而带回的被掠夺和收集的异国文物，成就了这些知名博物馆，这种模式后来再也不可能复制。

自从“博物馆是神庙还是论坛”的卡梅隆之问被提出，博物馆的转变方向便已确定。“针对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基层视角，针对单一的灌输教育功能，提出了多元的沟通和妥协方式。”徐坚说。

厦门大学教授张曦说，过去，博物馆侧重于把文物当作“东西”，当作“物”，把“展”理解为一种对象化“展示”，所以许多博物馆以材质或者功能来区隔展品，再用个框框来罩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为这就是博物馆唯一要做的事。现在国内很多博物馆的认识，与国际博物馆业一样发生了改变。比如，有些展览开始注重语境化呈现，将物当作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镶嵌在具体语境中。还有的博物馆做了很好的3D体验，让观众参与到文物背后的历史生活中。

“今年是马王堆汉墓考古五十周年。如果你去逛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文物展，你就会看到，五十年前考古学对文物的理解，就是把文物当‘东西’。这种思想反映到展览布陈上，就体现为按照材质和功能来展示‘物’。但是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今天的考古学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马王堆汉墓，博物馆也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来陈列。”张曦说，相比之下，南昌汉代海昏侯遗址考古和博物馆陈列方式就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然，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湖南省博物馆对马王堆汉墓的陈列，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有很多改进。

在国内，故宫博物院曾是最为“激进”的博物馆之一。故宫自然有它得天独厚的条件，它有装满无数传奇故事又妙趣横生的空间——它可以“点亮”宫墙让模特在红墙下走时装秀，它可以请来京剧院的名角，让畅音阁三层大戏台重新回荡起旧时京韵，也可以在上元之夜将《千里江山图》的光影投在琉璃屋顶上，让有幸能在那晚走上城墙的人们终生难忘。它还有186万件浩瀚的文物收藏，其中大量属于宫廷旧藏的精品，曾经世间最珍贵之物尽皆进贡或搜罗进皇宫，让它如今可以每个月不重样地推出重磅展览。

这一系列独特的尝试，创造了观看故宫的独特视角，有一些是复古和还原，另一些是创新与对话，一度收获无数好评。具有行业风向标意义的故宫，也为其他博物馆做出示范，故宫都能打开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后来，一系列博物馆创新便普及开来。

博物馆是城市专属吗

我们何以成为我们，人何以成为人，博物馆就是一本答案之书，你总能够在那里找到最多的答案——因为智力，因为技术，因为思想文化，因为山川地理，因为偶然……博物馆，尤其是文物类和遗址类博物馆，收藏着人类历史和文明。博物馆经由对人类物质文明最精华之作的收藏展示，讲述着我们所知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全部历程。

所以当极端分子在两河流域大肆破坏博物馆、砸毁雕像与遗迹时，那是以一种令人咋舌的决绝姿态向文明发出的猛烈挑战。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执行主任瓦莱里·弗勒朗说，这类冲突往往具有假定的或真实的身份认同维度，这很容易被利用——“因为文化遗产是我们身份最有形的代表。攻击它，就是伤害人们的心灵，伤害人性的深处——我们共同人性的深处。”极端分子直奔人们的软肋而去。

然而，这种对人类文明和总体命运的关注，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吗？收藏文明的博物馆，对每个人而言都重要吗？

对于缺乏闲暇的打工人、受教育水平有限的群体，博物馆真的被需要吗？单霁翔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曾充满感情地解释为什么故宫多年不涨价：因为涨价首先会把低收入者和学生挡在外面，而他们，是最需要文化的。学生，不难理解，而低收入者呢，他们真的如此需要故宫吗？故宫的特殊性在此又浮现出来，作为古遗址类博物馆，故宫在人们心中，景区的身份远远重于博物馆，它是观光客的必选。但单霁翔强调的显然是故宫的文化内涵，低收入的人们，也需要故宫蕴含的文化。

博物馆是典型的城市产物，最初的博物馆，以及最宏大、最知名的博物馆，都产生于为数不多的全球化大都市里。因为博物馆藏品的汇集，本质上是财富和权力集中的结果。中国虽然几乎每个县城都有博物馆，但地级市以下的博物馆发展并不充分。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曾提出“县级博物馆陷阱”之说，指的是博物馆试图向上仿效，但是资源有限，博物馆越往下沉，资源局限就越明显。

但别忘了，博物馆本身是一个十足包容的概念，并非只有那些天价或无价之宝才值得进入展厅。在庄严的大型博物馆之外，还存在大量中小型的民间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乃至社区博物馆、村史博物馆。在这些不那么雄伟辉煌、高高在上的建筑里，博物馆与人们产生着更亲切的关系。

“我也提出过扭转困境的方法，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取代自上而下的视角，讲本乡本土人的生活、历史和未来。”徐坚说。社区博物馆和村史计划一直是徐坚关注的领域，他认为，好的社区博物馆一定是扎根社区，为社区居民代言和发声的。“如果一个社区的退休老人没事就去博物馆里坐坐，被当成活文物，充当博物馆志愿者，这样的社区博物馆一定能活下来。如果一个城市里有十多个，几十个这样的社区博物馆，不就是一个鲜活的城市博物馆群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博物馆概念被引进中国，所指的“生态”实际上是社会生态，也就是社区博物馆。与主流博物馆将文化遗产转移到专门的博物馆建筑中不同，生态博物馆是将文化遗产原状地保护，保存在所属社区和环境之中，社区的区域就等同于博物馆的范围。

博物馆是记录和收藏过去的载体，而共同拥有的过去，形成人们的文化和身份，因而博物馆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表达的途径。每个地方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博物馆，每种身份、行业，不论高低贵贱，都可以通过博物馆收藏走过的历程，展现身份和文化认同。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诞生了一批工艺博物馆，以教育工人为己任。随后诞生的世博会成为工业竞争的舞台，孕育出很多新型博物馆的雏形，比如工业艺术、应用艺术、乡土建筑博物馆等，这些面向更广大工人和劳动者群体的博物馆，并非以埃及、罗马文物或欧洲艺术品为中心，却让劳动群体收获了自己的文化表达。

徐坚说，在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不少社区博物馆实践，很多以村史馆的名义出现。在贵州，三线工厂旧址上建立起承载三线一代和三线二代集体记忆的博物馆，它们以特定方式加入三线工厂遗产的社会更新之中。“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任何时代都需要博物馆，因为文化认同和表达的需求是明确存在的。”他说，“真正的问题是，博物馆满足了这种需求吗？”（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