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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2 15:10:42
在我国占比最高的历史类博物馆中，文物一直是展陈体系的重点，“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随着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如何活化利用文物资源，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成为当代博物馆人的重要课题。
“如果说，典藏文物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是她的灵魂，而讲解员则是掌握灵魂的人。”在博物馆宣教工作中，讲解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其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了博物馆知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随着观众需求的多元化，如果继续满足于过去照本宣科式的固有方式，不仅无法给观众带来知识和情感的滋养，削减观众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和信心，更会使博物馆逐渐丧失专业性和独特性，最终影响博物馆的社会公信力与品牌形象。创新优化讲解理念与技巧，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让尘封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以鲜活姿态与观众对话，是新时代博物馆讲解的应有之义和不懈追求。
作为客观、真实的文明物证，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无声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含着历史、艺术或科技价值，诉说着跨越时空的历史记忆、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文物，绝不是静止的古董，它是活着的历史，既要保护文物安全，也要让文物‘下凡’，走入百姓生活。” 展览作为博物馆最核心的产品，是博物馆发挥教育职能的主要途径，也是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社会效益转化，通过展览，许多深藏在博物馆库房里的文物得以走上展线，进入观众的眼帘，让观众在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但现实状况是，虽然展厅中有展板、多媒体辅助装置、模型、沙盘、半景画等，可以提供一定的基础资料，例如历史背景、器物年代、尺寸、质地、器型、装饰纹样、出土地点等，但对于大多数走进博物馆的观众而言，本身不具备相关学术背景知识，得到的只是信息片段，依然很难真正读懂文物，了解文物的深层价值内涵，甚至最终也无法充分领会展览的核心思想和策展人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产生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这就导致博物馆知识传播效率大打折扣。讲解员作为沟通展览与观众的桥梁，如何将文物讲“活”，立足文物，而又超越文物，意义重大，也充满挑战，可分为三个层面。
基本物理信息是基础，视觉的直观描述是吸引观众的第一步，除了引领观众仔细观察欣赏文物的外在关键特征、细节性亮点外，成分、工艺、功能、使用者身份、科技考古检测数据等也值得关注。其二，弄清文物来源，如果是传世品，认真了解其入藏经过、流转的故事，是否与名人或重大历史事件、民族气节有关，如果是考古发掘品，要掌握其出土地点、遗址属性、自然风貌、出土时具体位置、器物组合、墓主身份等，正如方向明所说，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取的出土物，以及其所在的出土环境（context），是历史类博物馆最大的对象和价值。
国内文物展览主要分为艺术品展览模式和历史考古类展览模式，无论哪一种，文物的附加信息资料，即文化背景都是不容忽视的。精品文物固然是重要的信息传递节点，也是重点讲解对象，但日常生活用器、工艺品，货币、甚至生产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描摹着人民大众最鲜活的生活和生产画卷，即便是残缺品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有些是由于地下埋藏环境的侵蚀，有些可能是人为所致，也许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文化习俗，或者某段不为人知的隐秘历史。所以新时代的文物讲解，深入挖掘物人关系是重中之重，透物见史，透物见人，运用系统化和整体性思想，复原古人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族群文化，探秘古代社会物质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古代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宏大背景，才能揭示出历史的抽象本质。
可分为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两个维度。弗里曼·提尔顿认为博物馆阐释是“一种教育活动，其目标应该是通过原始物件、亲身经历以及丰富的媒介手段，达到启发、揭示价值、意义和关系，而非仅仅将客观事实简单化地告诉观众”。历史性是博物馆讲解必须坚守的原则，记录历史，才能更好地观照未来，引导观众触摸历史，感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见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时代性则是指讲解必须具备现实意义，历史的滚滚长河遥远而又陌生，要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读懂历史，解锁与古人心灵对话的密码，需要将讲解历史文物与映射现实社会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精神、观照世俗生活，感悟人生智慧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加历史的亲近感，与文明深切相拥，用文物涵养情怀，为未来凝聚力量。
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psonM.W.）指出，考古学家对考古证据的阐释是初级阐释，而以普及为目的，将这种考古阐释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广大公众是为二级阐释。博物馆讲解也是同样的道理，毋庸置疑，讲解一定要有坚实的学术支撑，否则只能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但拘泥于现成稿件的程式化讲解，或是照着展板读的讨巧做法，远不能满足新时代观众的文化需求，久而久之会造成“讲解员厌讲，观众厌听”的局面。讲解的学术性不仅是展览内容和学术观点的简单传达，有必要进行二次加工，即根据展览大纲、讲解文本和学术资料，将专业知识有效分解、验证、提炼、联结、积聚、重构，对重要知识点可进行适当拓展。讲解员的学术素养和前瞻眼光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点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需要长期的学习积累和自我修养。
另一方面，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器物描述往往采用晦涩难懂的术语，这种风格用于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撰写学术论文或是会议、讲座、录制视频等场合固然无可厚非，用于博物馆讲解则不合时宜，显得古板、枯燥又乏味。博物馆学习与学校教育不同，是一种非正式的自由学习，是在博物馆特定空间中自主探索、思考、合作、交流从而获取知识的学习，文物作为博物馆独有的资源，是激发公众深思、唤醒公众情感、实现意义建构的绝佳“教材”，让观众在自然、舒适、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知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力量，讲解文本的设计非常关键，在保证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更生动、更感性、更柔化的表达方式，介于书面与口语之间的语言形态，转变成公众所能理解的知识和信息，再进行输出。
信息解码，是对文物及其相关信息深入解读，提取其中重要知识点，信息编码则是按一定逻辑进行梳理整合，把重点文物、人物、事件编织到新的情境和秩序中。这里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面对海量文物信息，如何合理取舍？据《2022 国民专注力洞察报告》显示，当代人的连续专注时长，已经从 2000 年的 12 秒，下降到了 8秒，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数据则显示，一个人每天面对屏幕至少 150次，平均每 6.5 分钟看一次手机，在网络时代专注力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当观众走进展厅，如果讲解员无法在有限时间内迅速捕捉他们的兴趣点和知识盲点，彼此间的游离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笔者认为，信息取舍可以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文物本身内涵的深浅，即是否有“看点”，虽然现代公共博物馆早已告别了“珍奇柜”时代，但瑰宝重器确实更吸引人们的目光，促进美学层面的享受，蕴藏的信息量也更丰富；二是预估观众的接受度，基于考古学 / 历史学的某些信息，对研究人员可能非常重要，但在面向观众的阐释和展示层面，可感知性、趣味性和触动性不强，可以酌情舍弃，否则反而会造成观众的厌倦和无所适从；三是抓取文物与展览主题的高匹配信息，讲解文物不必也不能事无巨细，有些要细讲，有些以器物组合的形式讲，有些则点到为止，紧扣亮点和热点，有的放矢，才更可能激发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其二，信息的组织和编撰。当代博物馆展览的类型日益多元，不同展览采取的传播策略也各有千秋。有以文物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为诉求的“审美型展览”，也有尝试用讲故事的表达方式传递观点、践行教育职能的“叙事型 / 主题性展览”，且后者日益占据主流，严建强指出，20 世纪80 年代起传统博物馆展览模式开启了“由物到事”的革新，实物展品不再仅仅是欣赏的对象，也不再是博物馆展览中唯一的陈列要素，而成为故事叙述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扮演着故事叙述中物证的角色，即“信息定位型展览”。不过虽然策展人有清晰的理念和逻辑构思，但囿于很多现实因素，理想化的展览效果通常很难达成，大部分观众获得的信息依然是碎片化的，讲解员的任务就是串珠成链，确定讲解原则，理清讲解思路，根据主题合理构建讲解框架，对观众进行真实、清晰、客观、完整的历史叙事。把握好讲解比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将其与展览主题高度契合，以此推动展览逻辑线的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飞速增长并呈现多元趋势。约翰·H. 福克认为，与身份相关的需求和兴趣是影响个人参观博物馆体验的主要因素，但博物馆现实也在改变和塑造个人参观体验。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强化博物馆专业知识传播能力，增加观众的参观受益，是博物馆人努力的方向，当讲解活动从“展品视角”转换成“观众视角”，意味着博物馆日益走向多元和包容，开放与共享。
博物馆语境下的多元阐释分为三个层面。其一，因人施讲。一名优秀的讲解员必须具备“察言观色”的能力，面对各种人群都能演绎恰如其分的文本，面对学生，通过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般的方式，有效区别于学校教学方法，以博物馆视阈的关注点讲述文物故事；面对老者，可以多从国家和民族记忆的视角展开，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联结，以物润心，以情动人；面对专家学者，切忌泛泛而谈，可以独辟蹊径以学界热点和争议问题切入，将展览线索和文物内涵娓娓道来；面对公务人员，用简洁明快的语言精准亮出展览最核心和最精华的部分，深度阐发重点文物，有效回应特定参观需求。
其二，多角度。在博物馆化的过程中，文物的生命历程大致分为“考古发掘品—藏品—展品”三个阶段，入藏时“原生语境”会丧失，走上展线则面临“再语境化”的问题，伊恩·霍得指出，实物的“文本”必须面向众多的“阅读”和“解释”，在博物馆讲解中，文物就是实物的“文本”，切忌简单化和片面化，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剖析文物的多维度信息，从功能、技艺、审美、科技、外交、政治、军事、人文等方面探寻价值，聚焦个性化特征，运用发散性思维，文物在历史时空中的形象会更立体、更生动。
其三，多学科。一方面，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环境科学、艺术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已经广泛介入中国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在策展领域，多学科视角并存的方式对于刻画历史图景、揭示历史本质、丰富展览意涵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博物馆讲解需要在“历史叙述 + 器物赏析”的模式基础上，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知识，渗透最新学术成果，立足观众盲点，讲解新材料、新思路和新观点。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时代，博物馆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运用于讲解技巧中，对调动观众个人情感、生成理性认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捷克博物馆学家贝尼克·斯坦斯基提出“博物馆化”的概念，认为博物馆化是人类对物的一种独特的认知与态度，其本质是将物从现实时空中抽离出来，使“物”转变成“博物馆物”；谢开认为“博物馆化”的表征意义是从原初情景解构与新情景再建构的过程；黄洋指出，进入博物馆的物会经历一系列过程，被赋予各种角色和身份，在博物馆承担新的功能，博物馆化（musealization）意味着一种本体论的转变 。在传统“以物叙史”的策展模式下，文物与文物之间的联系、文物对展览主题的诠释度有时并不理想，甚至还会存在一定的历史或逻辑缺环，同时传统博物馆展陈方式的局限，导致文物往往以静态罗列方式呈现，这些都为观众理解文物隐形信息增加了难度，也是博物馆讲解需要着力攻关的方向。
哲学阐释学认为“我们阐释一个文本，是要听到文本对我们说了什么，而文本说了什么，这不是一种现成固定的东西，在文本面前，阐释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参与到文本的言说之中”，讲解员作为阐释者拥有相对自由的发挥空间，是公共阐释的“总编剧”/“总导演”，讲解以历史文物为核心的同时，也要注意空间情境和氛围的有效调用，如展厅中多媒体辅助装置、展板、模型、沙盘、半景画等，积极引导，留心观察，有机结合，营造博物馆空间特有的学习情境，还能缓解参观过程中的审美疲劳和身体疲劳。同时，讲解中适时融入情节和故事，可以有效弥补展览叙事的缺陷，为观众创造相关信息的关联，也为观众拓展想象提供了绝妙的空间，正如金姆·赖斯所说，讲故事是历史博物馆的核心形式，故事导览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也在人和物之间创造更加整体性或个性化的交互。此外，对于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讲解员也不必刻意回避，过分审慎虽然不会出错，但无形中也错失了深度阐释传播的可能性，在客观陈述的基础上合理推测，并借机抛出探究性问题，真诚的互动交流可以增进观众理解，启发观众深思，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文化传承和新意义生发的公共服务新空间。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融入人们的生活，博物馆讲解也面临深刻变革，要与时俱进，创新争优，以客观公正的视角、专业前沿的知识，细腻生动的语言，优雅自如的沟通，落落大方的仪态，鉴往知来的胸怀，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探寻遥远的文明之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