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的人们大概难以想象：在今天，参观者只需要一个小盒子，一幅耳机，或者仅仅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几下，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始博物馆之旅。

 

在这张拍摄于1953年的照片里，画面最左侧的博物馆讲解员正为参观者介绍一座雕像。他面前的人们，有的认真端详展品，有的注视着他仔细聆听。每个人都在结合耳中所听与眼中所见，试图对这座雕像有更多了解。

 

讲解员是最原始的博物馆语音导览，最早在美国出现：1906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开始设立Docent（讲师）。他们为参观者讲述馆内展品的名称、来历、性质等相关知识，受到公众一致欢迎和认可，引起了博物馆界的重视和效仿。

 

在中国，周朝时就已设有“春官”一职，负责管理收藏王室宝物的祖庙。“春官”向周王及其大臣介绍宝物，其实就充当着讲解员的角色。

 

语音导览出现之前，文字是博物馆传达信息的主要媒介，人们通过展板、折页、图册等方式了解展览和展品。但研究发现，在游览博物馆的过程中，没有人会真正看完所有的文字资料：面对一块布满文字的展板，几乎所有参观者都只会阅读其中的部分段落。作为展品的介绍信息，文字导览需要参观者一边阅读展板或标签说明，一边观察比对展品；而在这一点上，语音导览不仅具有“轻松高效”的优势，也有助于展品在视觉上给参观者带去更强的直观性和冲击性。

 

回到这张照片的年代，即使那时人们已经在博物馆的参观方式上有了不只一种选择，他们大概也难以想象：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参观者只需要一个小盒子，一幅耳机，或者仅仅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几下，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开始博物馆之旅。

 

 

最早的电子语音导览

 

威廉·桑伯格（Willem Sandberg）是荷兰知名视觉设计师和策展人。在1945到1962年期间，他担任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馆的总监，并在1952年成为使用无线电技术进行语音导览的先驱人物。

 

这项技术在一场名为“Vermeer: Real or Fake”的临时展览中首次使用：一台带有音频放大器的磁带录音机作为“广播站”，播放提前录好的讲解；信号通过固定在一个或多个展厅的环形天线进行传输，最后到达参观者手里的便携收音机中。当时的讲解词有荷兰语、法语、英语和德语版本，但由于技术限制，每次展览只能播放一种语言的讲解磁带，导致不同语言的导览需要在一天内被轮流安排。

 

并且，每个拥有音频导览的参观者，在同一时间听到的都是同一台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因此在展览中会出现这样的“怪象”：成群结队的参观者在同一幅作品前一起停下脚步，沉默片刻后再同时转身离开，仿佛受到了无形力量的引导一般。

 

作为最早的电子语音导览，无线电音频讲解已凸显出“多语种”和“解放人力”等优点。但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讲解内容固定且无法回放暂停——既约束了参观者的游览路线，也使他们在全程专注的状态下难以交流互动，而稍有松懈又可能在讲解中“迷失”。

 

 

从“拨号”到趋于智能

 

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进入或离开展览讲解的任何部分，拨号式的语音导览出现了。它的外形通常看上去像一部老式手机，带有数字和播放暂停等按键。在使用时，只需找到展品旁的号码输入并确认，便可听到相匹配的导览内容。如此一来，参观者完全可以随己所好安排路线，只对感兴趣的展品深入了解。

 

这种拨号语音导览方式，由于展品对应的编号相对随机，编号背后的讲解又多为零星片段，所以更适用于主题相对独立的展品；而在注重线性叙事的大型展览中，有时却会破坏故事的连续性。使用最早的无线电语音导览，可能会使参观者因错过内容而难以继续。相比之下，拨号式语音导览若缺乏对讲解结构的宏观介绍，则会令参观者对内容感到混乱，在展览中找不到方向。

 

随着移动设备技术的发展，“屏幕”在电子导览器中的加入解决了这一问题。它以不同的展现形式，恢复并改进了展览中“故事线”的完整度。在智能平板导览设备中，参观者不仅能够获得一件展品的音频介绍，还能浏览相关的图片、文字或视频，对展品进行全方位了解；而定位系统和地图的使用，可以帮助参观者找到自己当前位置的同时，掌握展览和博物馆的布局，从而更好地规划路线。

 

科技总是令人着迷。它的介入使博物馆在提升参观者原有体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验：一件动物化石展品如今可以通过AR（增强现实）技术在镜头下被还原——屏幕外是橱窗里历经万年的白骨，而在屏幕内同样的位置，是它栩栩如生的虚拟形象。参观者亲手打开摄像头获取这一画面时的感官体验，是很难用其他导览方式解说出来的。

 

 

与科技无关

 

在科技的包容下，内容的创造、推广和传播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电子导览设备已不仅仅来自于博物馆：人们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下载APP或扫取二维码，也可访问同样的内容。如此看来，一台设备加一副耳机的确可以满足游览博物馆的基本需求。

 

然而数据显示，即使在多年以后，参观者对博物馆经历的回忆，主要还是来自于参观中的社交互动。这些互动包括通过观看展览和阅读标签文字产生的问题和讨论，以及与博物馆完全无关的对话、眼神和触摸。而对于电子导览设备的使用，许多人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尝试取代社交互动的冷漠行为。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语音导览在博物馆历史上也从来都是以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出现——传统的人们仍然喜欢按自己的节奏参观，无论是以线性或随机的顺序，他们都不愿接受语音导览的安排。

 

而另一群人，面对如今各种新媒体导览设备的出现，他们像几十年前刚刚接触语音导览就感到兴奋的人们一样：对新技术充满希望，并好奇会是哪种更复杂昂贵的方案来取代传统的语音之旅。

 

正是在这种反对与支持声音循环往复的背景下，或许大家都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任何导览方式存在的意义都不应只与技术和其表现形式有关。

 

在1952年第一个用无线电语音讲解的展览中，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听到同样的内容，做同样的事情。但试想耳机中的内容不是展览讲解，而是要求所有人环顾四周，选择最喜欢的艺术品，并向同伴描述它——那么当时“诡异”的群体运动，就会变为“每个人在以自己的节奏体验展览”；而长久的沉默，也会被活跃的社交互动所取代。

 

如果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公众仍对博物馆的参观体验抱有质疑，那么大概是导览的内容出了问题，而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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